因信用卡被降额，一卡民起诉发卡银行恢复额度，请求却被驳回

上月，有一位卡民因某发卡银行对其信用额度下调，其与该发卡银行多次交涉无果后，遂向法院起诉，要求发卡银行恢复原来的信用额度，并返还收取的相关费用。相信很多有过信用卡被降额度遭遇的卡民都会支持这次诉讼，但是这位卡民要求恢复额度的诉讼请求却未被法院支持。

该卡民申请了被告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发行的信用卡，信用额度为2万元。他自己称一直按时还款并持卡正常消费。但被告以短信方式告知，其该卡信用额度被降低1万元，并要求其须优先还清已降低额度的消费金额，才能在其授权许可的额度内消费用卡。同时，还起诉被告未经同意，按月收取了部分信用卡功能费用共计462元，以及违约收取原告单月违约金94.12元。

但是经法院审理发现，该原告自2012年11月至2018年3月，在采用最低还款额方式下，该卡民持有的涉案信用卡相继发生9次逾期还款。其中，2018年3月的逾期费用，截至本案诉讼仍未还清。且原告持有的其他四家银行信用卡2017年也存在多次逾期还款。法院据此认为，涉案信用卡在原告采用最低还款额方式下仍发生多次逾期，且原告存在其他银行信用卡逾期还款情况，被告据此调减原告信用额度并通知原告，符合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，原告要求恢复原有信用额度，法院不予支持。被告发卡银行同意返还收取的功能费用和违约金，得到法院支持。

这个案件所涉及的核心焦点，在于发卡银行是否有权依据信用卡申请人在申请时签署的《领用合约》条款，单方调减涉案信用卡的信用额度问题。该发卡银行信用卡现行版《领用合约》中，第一条第5款明确，“信用卡核发后，甲方将至少每年一次对乙方的信用额度进行评估，并有权随时根据乙方资信状况、用卡情况和风险信息对信用额度进行调整。”

在《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，“发卡银行从公安机关、司法机关、持卡人本人、亲属、交易监测或其他渠道获悉持卡人出现身份证件被盗用、家庭财务状况恶化、还款能力下降、预留联系方式失效、资信状况恶化、有非正常用卡行为等风险信息时，应当立即停止上调额度、超授信额度用卡服务授权、分期业务授权等可能扩大信用风险的操作，并视情况采取提高交易监测力度、调减授信额度、止付、冻结或落实第二还款来源等风险管理措施。”

从该卡民对被告信用卡的使用情况来看，完全符合发卡银行对其进行额度下调的要求，因此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也就不足为怪了。近几年，网络上很多卡民对自己信用卡被降额充斥着各种抱怨声音，也曾有一些媒体就信用卡降额问题采访过我，认为最近发卡银行对持卡人降额现象比较频繁，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。

发卡银行对信用卡额度的提升与降低的调整，是信用卡业务中一项极为正常的风险防范措施，按照银行的信用卡协议要求，银行有权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或者经济状况出现变化。一般来说，经常正当使用信用卡消费的持卡人，可能获得信用额度的提升，而出现过套现、逾期等违规用卡现象时，银行可以根据协议对持卡人行使降低额度，甚至是停卡的措施。

通常情况下，发卡银行对信用卡额度的调高或降低完全是银行正常的业务，如果把信用额度调高视作对持卡人良性用卡的一种“奖励”的话，那么降低额度则是对持卡人违规行为的一种“惩罚”。当然，提额更容易被持卡人乐于接受，但是从很多信用卡被降额的案例中，多是持卡人有着或多或少有违规用卡的行为。本案中，虽然持卡人以司法诉讼的方式起诉发卡银行，但是最终却因自己在用卡过程中多次违规，诉讼请求而不被法院所支持。

当然发卡银行的“降额”也不能说都没有自身的错误所造成的，2017年某银行错误地为一些标注为“乐视网”的员工将其使用的信用卡降额，成为一起轰动的“乌龙事件”；我本人也在2009年正常使用过程中，被某行无缘无故地将额度降为0额度，之后销卡至今都不再使用该行信用卡，而其它十多家银行信用卡的额度都是正常提升的。

这个案件，也反映出很多持卡人对于信用卡的追求似乎唯有额度高低，一心只想要办大额信用卡，再通过套现来进行投资，恨不能额度达到几十万、上百万不可，为了办理或得到高额度信用卡，手法层出不穷，无所不用其极，除了制造虚假资料申请信用卡外，有些机构还提供所谓的“养卡”业务，帮助持卡人通过套现方式形成虚假的高频高额交易，以达到提额的目的。部分发卡银行为了市场份额也放低门槛，甚至不顾用户的实际情况予以高额授信，最终都有可能为发卡银行带来潜在的风险。